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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范仲淹家訓看宋代士大夫的家國情懷

核心提示: 范仲淹是宋代名相,也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家、文學家。他為官清廉,以憂國憂民的情懷享譽后世。其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名言,是對文彥博提出的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治國理念的繼承和發展,激勵著宋代士大夫滿懷責任感和使命感,積極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。

范仲淹是宋代名相,也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家、文學家。他為官清廉,以憂國憂民的情懷享譽后世。其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名言,是對文彥博提出的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治國理念的繼承和發展,激勵著宋代士大夫滿懷責任感和使命感,積極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。范仲淹先憂后樂、為國為民的一生,被視為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楷模,同時他也治家甚嚴,教子有方,先后編寫《戒諸子及弟侄》《六十一字族規》《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》《義莊規矩》等家訓、族規,以訓誡范氏子弟和族人,經其子范純仁等不斷整理、完善和實踐,范氏家族人才輩出,以清廉奮進的家風聞名天下。

范仲淹繼承了儒家“百行孝為先”的傳統,提倡“道從仁義廣,名由忠孝全”(《四民詩·士》)。他在《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》首句就訓誡子弟“孝道當竭力”。范仲淹出身貧寒,幼年喪父,隨母改嫁,母子受苦頗多,當其進士及第、獲得高官厚祿時,“欲以養親,親不在”,從而留下了深深的遺憾,因此他告誡子弟不要只知“享富貴之樂”,要懂得“孝養有時”的道理。

訓子、治家,亦不忘倡導和睦宗親、鄰里,進而兼濟天下。范仲淹主張“兄弟互相助,慈悲無邊境”(《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》),要求同宗兄弟之間要互相幫助,多積善積德,更要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愛情懷。范仲淹治家不局限于小家,而是著眼于整個宗族,不“獨享富貴”。他訓誡子弟:“家族之中,不論親疏,當念同宗共祖,一脈相傳,務要和睦相處,不許相殘、相妒、相爭、相奪,凡遇吉兇諸事,皆當相助、相扶,庶幾和氣,致祥永遠。”(《六十一字族規》)在要求家族內兄弟互助、鄰里友善的基礎上,特別強調要“敬長與懷幼,憐恤孤寡貧”。在“慶歷革新”失敗之后擔任杭州知府時,范仲淹用自己的俸祿在家鄉蘇州購置良田千余畝,設立義莊、義田,以救助家族中的孤老貧弱者,兼及“鄉里、外姻親戚,如貧窘中非次急難,或遇年饑不能度日,諸房共同相度詣實,即于義田米內量行濟助”(《義莊規矩》),同時“又設義學以教,教養咸備”。

范仲淹創立義莊、義學救恤族親、鄰里,教化子弟,客觀上有利于實現宗族、鄉村自治,淳化民風,穩定社會秩序,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肯定和嘉獎,“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,申飭攸司,禁治煩擾,常加優恤”(《范文正公義學記》)。此舉不僅對宋代的社會風氣產生了很好的作用,各級官吏和士大夫們紛紛效仿,置辦義田、義莊、義學蔚然成風,而且對后世也影響深遠,仿行者遍及江南,歷經800余年而不絕。

范仲淹一生廉潔奉公,知行合一。他要求子弟“謙恭尚廉潔,絕戒驕傲情”,從而培養謙恭、廉潔的意識,戒驕戒躁。官員的廉潔是從小養成的,用范仲淹的話講,就是“不矜細行,終累大德”,因此,他“常以儉廉率家人”(《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》),身體力行,“食不重肉”“衣才蔽無形”。在自己過著節儉生活的同時經常接濟窮人,撫恤遺孤,獎勵將士,他死后,“斂無新衣,友人醵資以奉葬”(富弼:《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銘》)。

范仲淹認為富國安民必須改革朝政,懲處貪官污吏。在他看來官員的廉潔,要從小事、日常言行做起,從自家著手。其《戒諸子及弟侄》云:“汝等但小心,有鄉曲之譽,可以理民,可以守廉者,方敢奏薦。”他還訓誡子弟為官要清白,不要謀取私利,“汝守官處小心,不得欺事……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,莫營私利……以光祖宗”(《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書》)。范仲淹還作《君子樹》以明志:“持松之清,遠恥辱矣……有松之心,德可長矣。”他認識到清正名節需要平日珍惜,勸誡子弟:“平生之稱,當見大節,不必竊論曲直,取小名招大悔矣。”(《戒諸子及弟侄》)

范仲淹作為宋代士大夫的廉儉表率,引起不少朝廷要員的共鳴和效仿。司馬光作《訓儉示康》以訓誡子孫云:“顧人之常情,由儉入奢易,由奢入儉難……家人習奢已久,不能頓儉,必致失所。”南宋名相趙鼎對《訓儉示康》推崇備至,其《家訓筆錄》云:“節儉一事,最為美行。”并要求子弟每人抄寫《訓儉示康》一本,“以為永遠之法”。

宋代實行“以文抑武”政策,形成了君主“與士大夫治天下”的局面,這種治國方針被美化為“祖宗家法”。而魏晉以來的士族政治,自唐末五代已經衰落,科舉考試成為選拔官員最公平、最重要的渠道,以范仲淹等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參與國家、社會治理的熱情高漲。范仲淹清醒地認識到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根本問題,在于教育和科舉改革。因此,他在慶歷革新中就提出“欲正其末,必端其本”,“興學校,本行實”,“育才之方,莫先勸學。”這些觀念在范仲淹家訓和子弟教育中亦屢有體現,他要求子弟“勤讀圣賢書”,創辦義學,將口頭勸學與系統的學校教育實踐相結合。其《義莊規矩》鼓勵同宗子弟積極讀書,參加科舉考試,按照應考的級別和成績的好壞,給予錢糧支持,并由范氏義莊出資聘請老師,教授舉業,使得“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,有以激勸”。

范仲淹在教育子弟問題上,一貫秉承他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原則,要求子弟,不要計較個人得失,要心系國家,有憂患意識。他告誡子弟:“京師少往還,凡見利處便須思患。老夫屢經風波,惟能忍窮,故得免禍。”(《戒諸子及弟侄》)培養子弟的憂患意識,做事要“謀畫為先,聰明自廣”(《蒙以養正賦》),不必計較一時利弊得失,要忍受貧窮和失敗的考驗,“勤學奉公”,時刻做好報效國家的準備。范仲淹勉勵子弟,勤奮學習,以堪大任,“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”,“大參到任,必受知也。惟勤學奉公,勿憂前路。慎勿作書求人薦拔,但自充實為妙;將就大對,誠吾道之風采,宜謙下兢畏,以副士望”(《戒諸子及弟侄》),鼓勵子弟自食其力,憑借真才實學獲得大任。范仲淹身體力行,言行一致,訓誡子弟成果顯著,他曾自豪地講“二郎、三郎并勸修學,口立功課,彼中兒男,切須令苦學,勿使因循。須候有事業成人,方與恩澤文字”(《家書·中舍》)。諸子皆為世所稱,長子純佑陪伴他出生入死、鎮守邊關;次子純仁進士及第,“自為布衣至宰相,廉儉如一,所得奉賜,皆以廣義莊”(《宋史·范仲淹傳》),秉承父教,關注民生,成為一代名臣。其他二子也名顯一時。

總之,范仲淹家訓以及治家舉措,始終把家國情懷放在子弟教育的首位。范仲淹一生憂國憂民,史稱其“每感激論天下事,奮不顧身,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,自仲淹倡之”(《宋史·范仲淹傳》)。他的家訓和治家理念及舉措,充分體現了“先憂后樂”的思想,將道德修為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,不僅影響了士大夫主流觀念的轉變,而且成為宋代家風家教的重要特征,強化了宋代士大夫“以天下為己任”的家國情懷。宋朝先后出現了司馬光、歐陽修、蘇軾等一大批“以直言讜論倡于朝”的名臣,“中外縉紳,知以名節相高,廉恥相尚,盡去五季之陋矣”(《宋史·忠義傳序》)。

作者:楊納名

來源:光明日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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